论衡原文

论衡

论衡

《论衡》一书为东汉王充(27-97年)所作,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(86年)。《论衡》是王充的代表作品,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。现存文章有85篇(其中的《招致》仅存篇目,实存84篇)。该书被称为“疾虚妄古之实论,讥世俗汉之异书。”

卷一·逢遇篇

操行有常贤,仕宦无常遇。贤不贤,才也;遇不遇,时也。才高行洁,不可保以必尊贵;能薄操浊,不可保以必卑贱。或高才洁行,不遇退在下流;薄能浊操,遇,在众上。世各自有以取士,士亦各自得以进。进在遇,退在不遇。处尊居显,未必贤,遇也;位卑在下,未必愚,不遇也。故遇,或抱洿行,尊於桀之朝;不遇,或持洁节,卑於尧之廷。所以遇不遇非一也:或时贤而辅恶;或以大才从於小才;或俱大才,道有清浊;或无道德而以技合;或无技能,而以色幸。

伍员、帛喜,俱事夫差,帛喜尊重,伍员诛死。此异操而同主也。或操同而主异,亦有遇不遇,伊尹、箕子,是也。伊尹、箕子才俱也,伊尹为相,箕子为奴;伊尹遇成汤,箕子遇商纣也。夫以贤事贤君,君欲为治,臣以贤才辅之,趋舍偶合,其遇固宜;以贤事恶君,君不欲为治,臣以忠行佐之,操志乖忤,不遇固宜。

或以贤圣之臣,遭欲为治之君,而终有不遇,孔子、孟轲是也。孔子绝粮陈、蔡,孟轲困於齐、梁,非时君主不用善也,才下知浅,不能用大才也。夫能御骥騄者,必王良也;能臣禹、稷、皋陶者,必尧、舜也。御百里之手,而以调千里之足,必摧衡折轭之患;有接具臣之才,而以御大臣之知,必有闭心塞意之变。故至言弃捐,圣贤距逆,非憎圣贤,不甘至言也。圣贤务高,至言难行也。夫以大才干小才,小才不能受,不遇固宜。

或以大才之臣,遇大才之主,乃有遇不遇,虞舜、许由、太公、伯夷是也。虞舜、许由俱圣人也,并生唐世,俱面於尧。虞舜绍帝统,许由入山林。太公、伯夷俱贤也,并出周国,皆见武王;太公受封,伯夷饿死。夫贤圣道同,志合趋齐,虞舜、太公行耦,许由、伯夷操违者,生非其世。出非其时也。道虽同,同中有异,志虽合,合中有离。何则?道有精粗,志有清浊也。许由,皇者之辅也,生於帝者之时;伯夷,帝者之佐也,出於王者之世,并由道德,俱发仁义,主行道德,不清不留;主为仁义,不高不止,此其所以不遇也。尧溷,舜浊;武王诛残,太公讨暴,同浊皆粗,举措均齐,此其所以为遇者也。故舜王天下,皋陶佐政,北人无择深隐不见;禹王天下,伯益辅治,伯成子高委位而耕。非皋陶才愈无择,伯益能出子高也,然而皋陶、伯益进用,无择、子高退隐,进用行耦,退隐操违也。退隐势异,身虽屈,不愿进;人主不须其言,废之,意亦不恨,是两不相慕也。

商鞅三说秦孝公,前二说不听,後一说用者:前二,帝王之论;後一,霸者之议也。夫持帝王之论,说霸者之主,虽精见距;更调霸说,虽粗见受。何则?精遇孝公所不欲得,粗遇孝公所欲行也。故说者不在善,在所说者善之;才不待贤,在所事者贤之。马圄之说无方,而野人说之;子贡之说有义,野人不听。吹籁工为善声,因越王不喜,更为野声,越王大说。故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,虽善不见爱;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,虽不善不见憎。此以曲伎合,合则遇,不合则不遇。

或无伎,妄以奸巧合上志,亦有以遇者,窃簪之臣,鸡鸣之客是。窃簪之臣,亲於子反,鸡鸣之客,幸於孟尝。子反好偷臣,孟尝爱伪客也。以有补於人君,人君赖之,其遇固宜。或无补益,为上所好,籍孺、邓通是也。籍孺幸於孝惠,邓通爱於孝文,无细简之才,微薄之能,偶以形佳骨娴,皮媚色称。夫好容,人所好也,其遇固宜。或以丑面恶色,称媚於上,嫫母、无盐是也。嫫母进於黄帝,无盐纳於齐王。故贤不肖可豫知,遇难先图。何则?人主好恶无常,人臣所进无豫,偶合为是,适可为上。进者未必贤,退者未必愚;合幸得进,不幸失之。

世俗之议曰:“贤人可遇,不遇,亦自其咎也:生不希世准主,观鉴治内,调能定说,审词际会。能进有补赡主,何不遇之有?今则不然,作无益之能,纳无补之说,以夏进炉,以冬奏扇,为所不欲得之事,献所不欲闻之语,其不遇祸幸矣,何福佑之有乎?”

进能有益,纳说有补,人之所知也;或以不补而得佑,或以有益而获罪。且夏时炉以炙湿,冬时扇以火。世可希,主不可准也;说可转,能不可易也。世主好文,己为文则遇;主好武,己则不遇。主好辩,有口则遇;主不好辩,己则不遇。文主不好武,武主不好文;辩主不好行,行主不好辩。文与言,尚可暴习;行与能,不可卒成。学不宿习,无以明名。名不素著,无以遇主。仓猝之业,须臾之名,日力不足。不预闻,何以准主而纳其说,进身而托其能哉?昔周人有仕数不遇,年老白首,泣涕於涂者。人或问之:“何为泣乎?”对曰:“吾仕数不遇,自伤年老失时,是以泣也。”人曰:“仕奈何不一遇也?”对曰:“吾年少之时,学为文。文德成就,始欲仕宦,人君好用老。用老主亡,後主又用武,吾更为武。武节始就,武主又亡。少主始立,好用少年,吾年又老,是以未尝一遇。”仕宦有时,不可求也。夫希世准主,尚不可为,况节高志妙,不为利动,性定质成,不为主顾者乎?

且夫遇也,能不预设,说不宿具,邂逅逢喜,遭触上意,故谓之遇。如准主调说,以取尊贵,是名为揣,不名曰遇。春种谷生,秋刈谷收,求物物得,作事事成,不名为遇。不求自至,不作自成,是名为遇。犹拾遗於涂,摭弃於野,若天授地生,鬼助神辅,禽息之精阴庆,鲍叔之魂默举,若是者,乃遇耳。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论,又就遇而誉之,因不遇而毁之,是据见效,案成事,不能量操审才能也。

翻译

操行,有一贯优良的;而做官,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。人品好不好,是才能和操行问题;而被不被重用,是时运问题。才能高超操行高尚,不可能保证一定就会尊贵;才能低下操行恶劣,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。有人才能超群,操行高尚,不被赏识,居于低下的地位;而有人才能低下,操行恶劣,却被重用,地位在众人之上。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拔“士”的标准,而“士”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。升迁在于受到赏识,落第在于不受赏识。处于尊贵显赫地位,未必贤能,只不过受到重用;地位卑贱低下,未必愚笨,只不过不被赏识。所以只要被赏识,操行恶劣的,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;不被赏识,虽有高尚节操,在尧的朝廷上也会位处卑贱。因此,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,原因是各种各样的: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;有的是臣子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;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,而道德却有清浊高低之分;有的是虽没有道德,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;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,而是仗着姿色受到宠爱。

伍员、帛喜一起事奉夫差,帛喜受到尊重,而伍员却被处死,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。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,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,有被赏识重用的,有遭厌恶斥退的,伊尹和箕子就是这样。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,伊尹做了国相,箕子却沦为奴隶,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,而箕子却碰上了商纣。贤臣事奉贤君,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,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,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,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贤臣事奉恶君,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,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,终因操行和志向相反,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。

有的作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,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,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,孔子、孟轲就是这样。孔子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食,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入困境,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,而是他们才智浅陋,没有能力使用大才。能够驾御千里马的,一定是王良;能够任用禹、稷、皋陶为臣的,必定是尧、舜。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,而要他去驾御千里马,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;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子的才能,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,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。所以,抛弃高明中肯的意见,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,并非是憎恶圣贤,不愿听高明中肯的意见,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,深切高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。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,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,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

有大才的臣子,遇到有大才的君主,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,虞舜、许由,太公、伯夷就是这样。虞舜、许由都是圣人,都生活在尧的时代,又都见过尧,而虞舜继承了帝位,许由却隐入山林。太公、伯夷都是贤人,都生活在周国,又都见过周武王,而太公受封,伯夷却饿死。圣贤道同、志合、目标一致,舜与尧、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,而许由、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,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、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。道义虽然相同,但相同中也有差异;志向虽然一致,但一致中也有差别。为什么?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,志向有高尚与庸俗。许由,是上古“皇者”辅佐之才,却生在“帝者”时代;伯夷,是“帝者”辅佐之才,却处于“王者”时代。他们都遵循道德,都实行仁义。君主实行德政,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;君主实行仁义,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,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。尧道德污浊,舜的道德也污浊;周武王要伐商纣,太公也要伐商纣。同样庸俗一样粗浅,行动措施都一样,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。所以,舜统治天下,皋陶便辅助政务,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;禹统治天下,伯益来辅佐治理,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。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,伯益才能超出子高。然而皋陶、伯益做官受重用,而无择、子高却退居归隐,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,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。退隐地位低下,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,即使受委屈,也不愿去做官;君主不听取其意见,不用他们,心里也不感到遗憾,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!

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,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,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:前二次,是成就“帝业”、“王业”的理论;最后一次,是成就“霸业”的理论。拿成就“帝亚”、“王业”的理论,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,理论虽然精辟,肯定被拒绝;如果换成“霸业”理论,即使粗疏,也会被接受。为什么呢?因为理论虽精辟,碰上秦孝公不喜欢;而理论虽粗疏,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。所以,不在于劝说者说得多么好,而在于被劝说者能喜欢;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,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。像养马人的话,没有什么大道理,而农民喜欢;子贡的话,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,农民却不爱听。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,因为越王不喜欢,改成民间小调,越王就高兴。所以,即使是好的,对于不喜欢它的君主来说,虽好却不被钟爱;而那不好的,对于喜欢它的君主,虽不好,也不会被憎恶。这就是凭小技去投合,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,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。

有人连小技也没有,胡乱以不正当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,也有被赏识的,像盗窃簪子的臣子,学鸡叫的食客就是这样。盗窃簪子的臣子,被子反所爱;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。子反喜欢偷窃的臣子,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。由于对主子有好处,主子就器重他们,其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有的虽无益处,但是为上司所欢喜,像籍儒、邓通就是如此。籍孺被汉惠帝宠幸,邓通被汉文帝宠爱,他们连浅薄的学问也没有,微小的才能也没有,只不过由于外貌漂亮、体型优美,皮肤细腻、颜色美艳而得到君主的欢心。当然,美好的容貌,人人所喜爱,他们被赏识重用理所当然。有的人容貌丑陋、颜色难看,却又被君主赞尝喜爱,嫫母、无盐就是这样。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,无盐被齐王立为王后。所以,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,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,却很难预料。为什么呢?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,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,却无法预先知道,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,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。升官者未必贤能,退隐者未必愚笨,投合受宠的得任用,不受宠的则被斥退。

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:“贤德的人应当被重用,要是不被重用,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。读书人如果能迎合社会风气,揣摩君主意图,观察其境内情况,而调整自己专长,确定自己主张,周密窥测时机,能进献对君主有好处的东西,怎么会不受到赏识和重用呢?现在却不是这样,而是去作弄一些无益的技能,接受一些无益的主张,这等于夏天向君主进献火炉,冬天向君主献上扇子,尽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,献上些君主不想听的话,不碰上灾祸就算幸运了,怎么还能得福呢?贡献有益的才能,采纳有益的主张,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。但有时会由于无益而得福,有时又由于有益而获罪。况且夏天还可以用火炉来烘烤潮湿的东西,冬天可以用扇子来扇火。社会风气可以迎合,君主的意图却猜测不到;意见可以随君主好恶而改换,才能却难于一下子改变。如果当时的君主好文,而自己会文就能被赏识重用;君主要是好武,自己则不会被任用。倘若君主好辩,有口才就会被赏识重用;君主要是不好辩,自己则不会被任用。重视文的君主不重视武,重视武的君主不重视文;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,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。文章和说话,还可以迅速学习;行为和才能,不可能立刻实现。学问不经过平时的学习和积累,不能成名。名望不一向显著,不可能被君主重用。匆忙学到的本领,短时间树立的名望,时间和功力都不够,要是对自己预先没有了解,用什么来揣摩君主的意图而让其采纳主张,从而获得任用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呢?以前周朝有个人想做官,屡次都没有被任用,年纪老了头发白了,在路边低声哭泣。过路人有的问他:“为什么哭啊?”回答说:“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,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,因此哭了。”有人问:“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?”回答道:“我年少的时候,学的是文。到文治之德成就了,开始想做官,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。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,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,于是我改为习武。武艺刚学好,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。年少的君主刚即位,喜欢任用少年,我的年纪又老了,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。”当官是有时运的,不应当强求。唉,迎合社会风气,揣摩君主意图,还不能达到目的,何况节操高尚,志向远大,不被利禄引诱,性格品质已经固定,不被君主重视的人呢?

遇呀,才能不是预先练习好的,主张不是平常准备好的,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满意,恰好符合他的心意,这样才称之为“遇”。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图来改变自己的主张,而得到敬重和地位,这应该起名为“揣摩”,不能起名叫“遇”。春天耕种谷物生长,秋天收割谷物得到收成,求物物得,作事事成,不能称为“遇”。不求自至,不作自成,这才能称为“遇”。如同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,在郊外拣取别人抛弃的东西;好像是天给的地生的,鬼助的神帮的;犹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荐百里奚,鲍叔的魂魄暗中举荐管仲,像这样,才算是“遇”啊。现在一般人既不能对遇和不遇的议论作出正确判断,又单凭被重用就称赞,根据不被重用就毁谤。这种只凭现有效果和既成事实判定是非的作法,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。

参考资料:

1、语文新课程资源网.http://www.eywedu.com/Classic/lhqy001.htm

卷一·累害篇

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,行节有毁伤不全,罪过有累积不除,声名有暗昧不明,才非下,行非悖也;又知非昬,策非昧也;逢遭外祸,累害之也。非唯人行,凡物皆然,生动之类,咸被累害。累害自外,不由其内。夫不本累害所从生起,而徒归责於被累害者,智不明,暗塞於理者也.物以春生,人保之;以秋成,人必不能保之。卒然牛马践根,刀镰割茎,生者不育,至秋不成。不成之类,遇害不遂,不得生也。夫鼠涉饭中,捐而不食。捐饭之味,与彼不污者钧,以鼠为害,弃而不御。君子之累害,与彼不育之物,不御之饭,同一实也,俱由外来,故为累害。

修身正行,不能来福;战栗戒慎,不能避祸。祸福之至,幸不幸也。故曰:得非己力,故谓之福;来不由我,故谓之祸。不由我者,谓之何由?由乡里与朝廷也。夫乡里有三累,朝廷有三害。累生於乡里,害发於朝廷,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。

何谓三累三害?

凡人操行,不能慎择友,友同心恩笃,异心疏薄,疏薄怨恨,毁伤其行,一累也。人才高下,不能钧同,同时并进,高者得荣,下者惭恚,毁伤其行,二累也。人之交游,不能常欢,欢则相亲,忿则疏远,疏远怨恨,毁伤其行,三累也。位少人众,仕者争进,进者争位,见将相毁,增加傅致,将昧不明,然纳其言,一害也。将吏异好,清浊殊操,清吏增郁郁之白,举涓涓之言,浊吏怀恚恨,徐求其过,因纤微之谤,被以罪罚,二害也。将或幸佐吏之身,纳信其言,佐吏非清节,必拔人越次。迕失其意,毁之过度;清正之仕,抗行伸志,遂为所憎,毁伤於将,三害也。夫未进也,身被三累;已用也,身蒙三害,虽孔丘、墨翟不能自免,颜回、曾参不能全身也。

动百行,作万事,嫉妒之人,随而云起,枳棘钩挂容体,蜂虿之党,啄螫怀操岂徒六哉!六者章章,世曾不见。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,仕宦有三害,身完全者谓之洁,被毁谤者谓之辱;官升进者谓之善,位废退者谓之恶。完全升进,幸也,而称之;毁谤废退,不遇也,而訾之:用心若此,必为三累三害也。

论者既不知累害(所从生,又不知被累害)者行贤洁也,以涂博泥,以黑点缯,孰有知之?清受尘,白取垢,青蝇所污,常在练素。处颠者危,势丰者亏,颓坠之类,常在悬垂。屈平洁白,邑犬群吠,吠所怪也,非俊疑杰,固庸能也。伟士坐以俊杰之才,招致群吠之声。夫如是,岂宜更勉奴下,循不肖哉?不肖奴下,非所勉也,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?偶俗全身,则乡原也。乡原之人,行全无阙,非之无举,刺之无刺也。此又孔子之所罪,孟轲之所愆也。

古贤美极,无以卫身。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,果贤洁之人也!极累害之谤,而贤洁之实见焉。立贤洁之迹,毁谤之尘安得不生?弦者思折伯牙之指,御者愿摧王良之手。何则?欲专良善之名,恶彼之胜己也。是故魏女色艳,郑袖劓之;朝吴忠贞,无忌逐之。戚施弥妒,蘧除多佞。是故湿堂不洒尘,卑屋不蔽风;风冲之物不得育,水湍之岸不得峭。如是,牖里、陈蔡可得知,而沉江蹈河也。以轶才取容媚於俗,求全功名於将,不遭邓析之祸,取子胥之诛,幸矣。孟贲之尸,人不刃者,气绝也。死灰百斛,人不沃者,光灭也。动身章智,显光气於世;奋志敖党,立卓异於俗,固常通人所谗嫉也。以方心偶俗之累,求益反损,盖孔子所以忧心,孟轲所以惆怅也。

德鸿者招谤,为士者多口。以休炽之声,弥口舌之患,求无危倾之害,远矣。臧仓之毁未尝绝也,公伯寮之溯未尝灭也。垤成丘山,污为江河矣。夫如是市虎之讹,投杼之误,不足怪,则玉变为石,珠化为砾,不足诡也。何则?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。文王所以为粪土,而恶来所以为金玉也,非纣憎圣而好恶也,心知惑蔽。蔽惑不能审,则微子十去,比干五剖,未足痛也。故三监谗圣人,周公奔楚。後母毁孝子,伯奇放流。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?後《鸱鸮》作,而《黍离》兴,讽咏之者,乃悲伤之。故无雷风之变,周公之恶不灭;当夏不陨霜,邹衍之罪不除。德不能感天,诚不能动变,君子笃信审己也,安能遏累害於人?

圣贤不治名,害至不免辟,形章墨短,掩匿白长;不理身冤,不弭流言,受垢取毁,不求洁完,故恶见而善不彰,行缺而迹不显。邪伪之人,治身以巧俗,修诈以偶众。犹漆盘盂之工,穿墙不见;弄丸剑之倡,手指不知也。世不见短,故共称之;将不闻恶,故显用之。夫如是,世俗之所谓贤洁者,未必非恶;所谓邪污者,未必非善也。

或曰:“言有招患,行有召耻,所在常由小人。”夫小人性患耻者也,含邪而生,怀伪而游,沐浴累害之中,何招召之有?故夫火生者不伤湿,水居者无溺患。火不苦热,水不痛寒,气性自然焉,招之?君子也,以忠言招患,以高行招耻,何世不然?

然而太山之恶,君子不得名;毛发之善,小人不得有也。以玷污言之,清受尘而白取垢;以毁谤言之,贞良见妒,高奇见噪;以遇罪言之,忠言招患,高行招耻;以不纯言之,玉有瑕而珠有毁。焦陈留君兄,名称兗州,行完迹洁,无纤芥之毁;及其当为从事,刺史焦康绌而不用。何则?众好纯誉之人,非真贤也。公侯已下,玉石杂糅。贤士之行,善恶相苞。夫采玉者破石拔玉,选士者弃恶取善。夫如是,累害之人负世以行,指击之者从何往哉?

翻译

一般人做官常有保持原状不被提升的,品行节操有遭到毁谤而不完美的,罪过有累积而不能免除的,名声有不清白的,这不是由于他们才能低下,也不是品行违反情理,更不是头脑糊涂,主意不高明,而是碰上了外来的灾祸,接连受到损害的缘故。这种遭变累害的情况,不仅在人类中存在,但凡有万物的地方都是如此。只要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,都全会被毁伤损害。这些毁伤损害都来自外界,并非从他们自身产生。人们不去追究累害从何产生,而只是把责任归罪于被累害者,真是些头脑糊涂,不明事理的人啊。使作物在春天萌芽生长,是人力可以保证的;但是到秋天一定要有好的收成,却是人力未必能保证的。不知何时牛马践踏了作物的根,镰刀割断了作物的茎,长得好好的却不结实,到秋天没有收成。没有收成的作物,是遭受祸害发育不顺利,未能长成的缘故。老鼠爬进饭中,只好扔掉不吃。其实扔掉的饭的味道,跟那些没有被弄脏的饭,味道是同样的,只是由于老鼠的损害,只好抛弃不吃。受毁谤损害的君子,跟那些不成熟的作物,不吃的饭,是同等的。受害因素都从外界而来,所以称为“累害”。

修养身心端正品行,不能得福;战战兢兢小心谨慎,不能躲避祸害。祸福的到来,只是幸运与不幸运。所以说:得到好处,不是靠自己的力量,所以称它是福;灾难的到来,不是由于本身原因,所以称它是祸。不是由于自身原因,说说是什么原因呢?原因在乡里与朝廷。乡里有三累,朝廷有三害。累产生在乡里,害发生在朝廷,古往今来才能洪大品行贤淑的人,遇到这些情况多了。什么叫三累三害?就一般人的操行来看,不能慎重选择朋友。朋友之间同一条心,感情就深厚,不能同一条心感情就会疏远淡薄,一疏远冷淡就产生怨恨,就毁谤伤害朋友的品行,这是一累。人的才能有高有低,不可能等同。同时一起去做官,才能高的得到荣升,才能低的(由于没当上高官)就惭愧怨恨,就毁谤伤害朋友的品行,这是二累。人之间互相来往,不可能总是感情融洽。欢喜的时候就相亲相爱,忿恨的时候就疏远冷淡,一疏远怨恨,就毁谤伤害朋友的品行,这是三累。职位少而想做官的人多,当官的都争着要进升,升官的又要争地位。于是见到郡守就相互诋毁,过分夸大和捏造事实,郡守糊糊涂涂还没有弄清真相,就相信并接受了那些意见,这是一害。郡守下面的官吏爱好不二样,操行的好坏也不一样。操行高尚的官吏,名声越来越清白,不断提出高明的建议,操行恶劣的官吏,心里藏着私愤,慢慢等待时机,找别人的过错,凭着一些小诽谤,就给别人加上罪名进行惩罚,这是二害。郡守有的宠信辅佐官吏的品节,就相信并接纳其意见。辅佐的官吏操作不清白,一定会任意提拔亲近的人,对不顺从、不符合他们心意的,就大肆诋毁。清廉端正的官吏,品行高尚,志向远大,于是被他们所憎恨,就在郡守面前诋毁伤害他们,这是三害。唉,还没有做官,自己就遭受三累,当了官,自己又要蒙受三害,即使是孔丘、墨翟也不可能避免,颜回、曾参也不可能保全自己。

只要你多出力,多做事,嫉妒的人,就随之风起云涌,像枳棘钩挂人体一样,像蜂虿之类用毒刺刺人一样,哪里仅仅是三累三害啊!三累三害是明摆着的,社会上却看不见。不去考察读书人的操行有三累毁伤,做官的有三害危害,见到没有遭受毁伤的,就说他操行纯洁,见到被毁谤的就说他操行污浊;见到升官的就说他操行优良,见到被罢官降职的就说他操行恶劣。操行完美而升官的,是幸运,被赞美;操行受毁谤被罢官降职的,只是不被赏识,遭到诋毁。用心如此,必定会助长三累三害。评论者既然不知道累害从生,又不知道受累害者的操行高尚纯洁,那么,是用稀泥抹在泥上,还是用黑颜色玷污了洁白的丝织品,谁又知道呢?干净的容易遭受灰尘污染,洁白的容易招致污垢,青蝇弄脏的,常常是洁白的丝绢。居于高处的很危险,处于饱满状态的容易亏损,要倒塌坠落的,常常是高高悬挂着的东西。屈平德操高尚洁白,招来村里的狗成群地对他狂叫,群狗狂叫是可奇怪的现象,其实,反对和怀疑具有卓越才能的人,本来就有这种庸人的常态。伟大的读书人正由于有卓越的才识,才招来群狗狂叫的声音。既然这样,难道还应当再去鼓励那些蠢才,顺从那些不贤不才的人吗!不贤不才之辈,是不可鼓励的。难道还应该再去和庸俗的人同流合污,保全自身,以求停止毁谤吗!与庸俗的人同流合污,保全自身的,则是“乡原”。乡原人,行为好象完美无缺,要想非议他又提不出毛病,要想讥刺他又无可指责。这又是孔子谴责的人,孟柯认为有罪过的人。

古代贤人操行极高,也无法来保全自己。因此,那些按照自己本性和操行去做,藉以等待累害到来的人,才真是贤良、纯洁的人。遭累害、毁谤到极点,而他们操行的贤良、纯洁就更加明显。有贤良、纯洁的事迹,毁谤的尘垢怎能不产生?弹琴的人想折断伯牙的手指,驾车马的人希望摧残王良的手。为什么呢?这是因为想独占优秀的名声,憎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。所以,魏女长得美丽漂亮,就被郑袖用谗言割掉了鼻子;朝吴对楚王的忠贞,就引起无忌的嫉恨而被驱逐。谄媚争宠的人多嫉妒,讨好奉承的人多巧语。因此,潮湿的堂屋不需要洒水除尘,低矮的小屋用不着去遮风;被风袭击过的作物不能正常生长,常被急流冲击的堤岸不会陡峭。像这样,周文王为什么被囚在牖里,孔夫子为什么被困在陈、蔡之间,就可以理解了;屈原为什么自投汨罗,申狄为什么抱石沉河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以超群的才能去求得一般人的宽容和喜爱,去向郡守求得官职和名位,而不遭到邓析的灾祸,不招致子肯的被杀,就是幸运了。孟贲的尸体,人们不再砍杀,是因为断了气。烧后的灰烬再多,人们不去浇水,是因为火光已经熄火。有所行动就显露出智慧,就在社会上显得光气照人;舒展志向在同类人中显得很高傲,在一般人中显得才能特别优越,这本来就常会被有学识的人所谗言嫉妒。以正直之心却遇到俗人的三累,想求取好处反要遭受损害。这大概就是孔子所忧心,孟轲所伤感的原因。

德行高尚的人容易招致诽谤,有才学的人容易遭受各方攻击。认为可以用非常美好的声誉,就能止住别人的毁谤,求得不遭受严重的祸害,难啊。臧仓的毁谤未曾停止,公伯寮的诽谤不曾消失。时间长了,小土堆会变成土丘高山,小池子也会汇成大江大河。像这样,关于市虎的谣言,关于投杼的误传,就不足为怪了;那把美玉当成顽石,把珍珠看成碎石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头脑糊涂,昏庸无知,才使他们这样。周文王认为是粪土的,而恶来却以为是金玉。不是纣王憎恨圣人而喜欢坏人,而是他头脑糊涂。糊涂则不能明辨是非,就是十个微子弃官出走,五个比干被剖腹挖心,也不值得痛心。“三监”毁谤周公,周公逃奔楚国;后母诽谤伯奇,伯奇被放逐。当时周朝的人谁又不被迷惑呢?之后才有《鸱鸮》的创作,《黍离》的产生,诵读者于是衷怜悲痛他们。所以,如果不是降风雪改变了成王的态度,周公的恶名不会得到消除;要是当时夏天五月不降霜,邹衍的罪名不会得到除去。高尚的德行不能感动上天,诚心诚意也不能感动大自然出现奇迹,君子又深信只能严格要求自己,那怎么能制止别人的累害呢?圣贤不追求名声,祸害来了也不回避,污点和短处被张扬,清白和长处却被掩藏,不在意自己的冤屈,不制止伤害自己的流言,遭到污蔑和诽谤,不力求恢复自己洁白完美的声誉,因此,丑的被显露而美的得不到表彰,只显出品行的缺陷,却看不见高尚的事迹。邪恶虚伪的人,经常乔装打扮以迎合世俗,玩弄虚假手段以讨好众人。就同漆盘孟的工人,把盘盂边上的洞涂上溱,使它看不见一样;如同耍弄小球和舞剑的艺人,使他手指的动作别人看不出来一样。社会上看不见他们的短处,因此就一齐赞美他们;郡守没听说他们的坏事,所以就重用他们。这样看来,社会上一般人称作贤良高尚的人,未必不是坏人;称作邪恶污浊的人,未必不是好人。

有人说:“说话会召来祸患,操行会招来耻辱,原因往往是由于他们是小人。”小人生来就具有祸患和耻辱,肚里怀着邪恶出生,心里怀着奸诈与人交往,整个身体都浸泡在累害之中,怎么谈得上是惹祸招耻!因此,那些火里产生的东西不怕干,水里生活的东西没有溺死的祸患。火不厌热,水不恨寒,气候的本性是这样,怎么能是惹祸招耻呢?君子,因忠诚正直的话惹祸,因高尚的操行招耻,哪个朝代不是这样!虽然这样,泰山样的罪恶,君子不会有;毛发样的好事,小人不会具备。以被污染来说,干净的容易遭受灰尘污染,洁白的容易招致污垢;以毁谤来说,品德忠贞贤良的被妒忌,才能高超出众的遭叫骂;以遭罪来说,忠诚正直的话会招惹祸患,高尚的操行会招致耻辱;以不完美来说,美玉会被说得有斑点,珍珠会被视为有残缺。陈留人焦贶,在兖州很有声望,操行完美,事迹高尚,没有细小差错,等到他该做从事的时候,刺史焦康却斥退不用。为什么呢?因为众人说好有正直美名的人,并非真正的贤人。公侯以下,人品好坏混杂,贤达士子的操行,善良邪恶相互杂糅。那开采美玉的人,任务在于破开石头取出美玉,选拔官吏的人,任务在于废弃邪恶选择贤良。真是这样,遭受累害的人违反世俗坚持自己的操行,那些指责攻击他们的人,又向哪里去(施展自己的手段)呢!

参考资料:

1、语文新课程资源网.http://www.eywedu.com/Classic/lhqy002.htm

卷一·命禄篇

凡人遇偶及遭累害,皆由命也。有死生寿夭之命,亦有贵贱贫富之命。自王公逮庶人,圣贤及下愚,凡有首目之类,含血之属,莫不有命。命当贫贱,虽富贵之,犹涉祸患矣。命当富贵,虽贫贱之,犹逢福善矣。故命贵从贱地自达,命贱从富位自危。故夫富贵若有神助,贫贱若有鬼祸。命贵之人,俱学独达,并仕独迁;命富之人,俱求独得,并为独成。贫贱反此,难达,难迁,难得,难成;获过受罪,疾病亡遗,失其富贵,贫贱矣。是故才高行厚,未必保其必富贵;智寡德薄,未可信其必贫贱。或时才高行厚,命恶,废而不进;知寡德薄,命善,兴而超逾。故夫临事知愚,操行清浊,性与才也;仕宦贵贱,治产贫富,命与时也。命则不可勉,时则不可力,知者归之於天,故坦荡恬忽。虽其贫贱。

使富贵若凿沟伐薪,加勉力之趋,致强健之势,凿不休则沟深,斧不止则薪多,无命之人,皆得所愿,安得贫贱凶危之患哉?然则,或时沟未通而遇湛,薪未多而遇虎。仕宦不贵,治产之富,凿沟遇湛、伐薪逢虎之类也。

有才不得施,有智不得行,或施而功不立,或行而事不成,虽才智如孔子,犹无成立之功。世俗见人节行高,则曰:“贤哲如此,何不贵?”见人谋虑深,则曰:“辩慧如此,何不富?”贵富有命禄,不在贤哲与辩慧。故曰:富不可以筹策得,贵不可以才能成。智虑深而无财,才能高而无官。怀银纾紫,未必稷、契之才;积金累玉,未必陶硃之智。或时下愚而千金,顽鲁而典城。故官御同才,其贵殊命;治生钧知,其富异禄。禄命有贫富,知不能丰杀;命有贵贱,才不能进退。成王之才不如周公,桓公之知不若管仲,然成、桓受尊命,而周、管禀卑秩也。案古人君希有不学於人臣,知博希有不为父师。然而人君犹以无能处主位,人臣犹以鸿才为厮役。故贵贱在命,不在智愚;贫富在禄,不在顽慧。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,能下者宜为农商,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,怪而訾之曰:“是必毁於行操。”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:“是必乏於才知。”殊不知才知行操虽高,官位富禄有命。才智之人,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,人谓才智明审;凶哀祸来,谓愚暗。不知吉凶之命,盛衰之禄也。

白圭、子贡,转货致富,积累金玉,人谓术善学明。主父偃辱贱於齐,排摈不用;赴阙举疏,遂用於汉,官至齐相。赵人徐乐亦上书,与偃章会,上善其言,征拜为郎。人谓偃之才,乐之慧,非也。儒者明说一经,习之京师,明如匡稚圭,深如赵子都,初阶甲乙之科,迁转至郎博士,人谓经明才高所得,非也。而说若范雎之干秦明,封为应侯;蔡泽之说范雎,拜为客卿,人谓雎、泽美善所致,非也。皆命禄贵富善至之时也。孔子曰: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”鲁平公欲见孟子,嬖人臧仓毁孟子而止。孟子曰:“天也!”孔子圣人,孟子贤者,诲人安道,不失是非,称言命者,有命审也。

《淮南书》曰:“仁鄙在时不在行,利害在命黥不在智。”贾生曰:“天不可与期,道不可与谋,迟速有命,焉识其时?”高祖击布,为流矢所中,疾甚。吕后迎良医,医曰:“可治。”高祖骂之曰: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,此非天命乎!命乃在天,虽扁鹊何益?”韩信与帝论兵,谓高祖曰:“陛下所谓天授,非智力所得。”扬子云曰:“遇不遇,命也。”太史公曰:“富贵不违贫贱,贫贱不违富贵。”是谓从富贵为贫贱,从贫贱为富贵也。

夫富贵不欲为贫贱,贫贱自至;贫贱不求为富贵,富贵自得也。春夏囚死,秋冬王相,非能为之也;日朝出而暮入,非求之也,天道自然。代王自代入为文帝,周亚夫以庶子为条侯,此时代王非太子,亚夫非适嗣,逢时遇会,卓然卒至。命贫以力勤致富,富至而死;命贱以才能取贵,贵至而免。才力而致富贵,命禄不能奉持,犹器之盈量,手之持重也。器受一升,以一升则平,受之如过一升,则满溢也;手举一钧,以一钧则平,举之过一钧,则踬仆矣。前世明是非归之於命也,命审然也。

信命者,则可幽居俟时,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。犹珠玉之在山泽,天命难知,人不耐审,虽有厚命,犹不自信,故必求之也。如自知,虽逃富避贵,终不得离。故曰:力胜贫,慎胜祸。勉力勤事以致富,砥才明操以取贵;废时失务,欲望富贵,不可得也。虽云有命,当须索之。如信命不求,谓当自至,可不假而自得,不作而自成,不行而自至?夫命富之人,筋力自强;命贵之人,才智自高,若千里之马,头目蹄足自相副也。有求而不得者矣,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。精学不求贵,贵自至矣:力作不求富,富自到矣。富贵之福,不可求致;贫贱之祸,不可苟除也。由此言之,有富贵之命,不求自得。

信命者曰:“自知吉,不待求也。天命吉厚,不求自得;天命凶厚,求之无益。”夫物不求而自生,则人亦有不求贵而贵者矣。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,有教而终不善者矣,天性,犹命也。越王翳逃山中,至诚不愿。自冀得代。越人熏其穴,遂不得免,强立为君。而天命当然,虽逃避之,终不得离。故夫不求自得之贵欤!

翻译

凡是人碰巧迎合了君主或上司而受到赏识重用,与受到来自乡里和朝廷的损害,都是由于命。有死亡、出生、长寿、夭折的命,也有尊贵、卑贱、贫穷、富裕的命。从王公大臣到普通老百姓,圣人贤人到广大劳动人民,凡是有头脑、眼睛以及体内含着血液的动物,没有谁没有命。命应当贫贱的,即使现在富贵了,也还会遭受祸患,失去富贵;命应当富贵的,即使现在贫贱了,也还会遇上福善,脱离贫贱,所以,命该尊贵,也会从卑贱的地位自然得到富贵;命该贫贱,也会从富裕的地位自然地衰败。所以,富贵好像有神灵来辅助,贫贱好像有鬼魂来祸害。命贵的人,大家一起学习,只有他能当官;大家一起做官,只有他得到提拔。命富的人,大家一起寻求财富,只有他能得到;大家一起做生意,只有他得到成功。命贫、命贱的人,则与这种情况相反,很难发达做官,很难升迁提拔,很难求得财富,很难做成生意。要么有过错受到惩罚,要么得疾病意外丧失财富。失去其富贵,当然就贫贱了。这样,才能高超品行端庄,未必能保证就一定会富贵;智力低下品德恶劣,未必能断定就一定会贫贱。有时才能高超品行端庄的,因为命不好,被斥退而得不到提拔;但智力低下品德恶劣的,却因为命好,被任用而越级晋升。所以,处理事情的聪明与愚笨,操行的清白与污浊,是道德属性与才能的问题;做官,地位的高低,经营产业,财富的多寡,是命与时运的问题。命,不能强求改变,时运,也不能靠努力得到,明白的知道这一切的归宿在天,所以心地安然毫不在乎。要是现在很贫贱,如果要得到富贵就像挖沟砍柴那样,施加努力的趋势,加强强壮健康的势头,挖沟不停止则沟深,斧砍不停止则柴多,这样,没有富贵之命的人,都能得到自己所向往的富贵,那怎么会有贫贱、凶祸、危险的灾难呢?然而,有时沟还没有挖通,却遇到了大水,柴砍得不多却碰上了老虎。做官不显贵,经营产业不发财,挖沟遇到大水,砍柴碰上老虎,这都属于命不好一类。

有才能得不到施展,有智慧得不到实施。或者是施展了却没有成功,或者是实施过却事不成,即使才能智慧都像孔子一样,还是没有办好事情,立下功劳。一般人见别人节操、品行高尚,就说:“这样贤良聪明,怎么不当大官?”见别人智谋深邃,就说:“这样会说机智,怎么没有发大财?”其实,做大官发大财是有禄命的,不在乎是否贤良聪明与会说机智。所以说:财富不能靠计谋得到,显贵不能凭才能实现。智谋再深邃发不了大财,才能再高超也当不了大官。纵然身怀银印金印,当了相国、丞相,也未必有稷、契的才能;纵然堆金如山,积玉如海,也未必有陶朱公的智力。有时反而很愚蠢的人却拥有千金,质劣愚钝的人却统辖城池。可见,做官的才能相同,但命不一样官就会有大小,经营生计的智慧一样,但禄命不同就会有贫富。禄命有贫富,人的智慧不能使它增加或减少;人命有贵贱,人的才能不能使它升迁或斥退。成王的才能不如周公,桓公的智慧不如管仲,然而成王,桓公接受的是尊贵的命,而周公、管仲承受的是卑贱的命。根据考察,古代的君主很少有不向臣子学习的,学识渊博的人很少不被封为“父师”(太师)的。虽然这样,君主还是以无能处于一国之长,臣子还是以大才被使唤。所以贵贱在命,不在聪明与愚蠢;贫富在禄,不在质劣与智慧。社会上的议论者,都认为才高的应该做将相,才低的只宜事农商。见到智慧才高的人没有得官做,就责怪并且非议他说:“这一定是在操行方面有问题。”见到操行高尚的人,也责怪诋毁他说:“这一定是在才智方面有所不足。”殊不知,他们的才能、智慧、品行、节操虽然都很高,但是官位的高低,财富、俸禄的多少,都是由命决定的。有才能智慧的人,在命吉、禄盛的时候办事就会得福,人们就会说他才智高明;在命凶、禄衰的时候办事就会遭受灾祸,人们就会说他愚昧。这是人们不知道命有吉、凶,禄有盛、衰的缘故。

白圭、子贡做买卖致富,积累了不少金银、宝玉,人们就说他们办法好,做买卖的诀窍高明,其实不对。主父偃在齐国地位低贱,被排斥靠边不用,于是到宫前呈献奏章,终于被汉室任用,官做到齐国的相。赵国人徐乐也上奏章,与主父偃的恰巧碰在一起,皇上赞赏他们的意见,征召任命为郎。人们就说主父偃有才能,徐乐有智慧,这话不对。一般读书人要熟悉而且能解释一种经书,然后到京城去学习,像匡稚圭那样精通经学,如鲍子都那样深明儒道,开初经过甲乙科的考试,就升转到郎、博士,人们就说他们是由于经学高明才能高超所获得,这话也不对。如说到游说,像范雎去求见秦昭王,被封为应侯,蔡泽去游说范雎,被任用为客卿,人们就说这是范雎、蔡泽操行完美贤良所得到的,这话还是不对。其实,这都是因为他们命禄贵富都好,而且遇上了极好的时机。

孔子说:“人的死生由命来决定,富贵由天来安排。”鲁平公想见孟子,由于宠臣臧仓在他面前诽谤孟子而没有见成。孟子说:“这是天命啊!”孔子是圣人,孟子是贤人,教导人们要遵守儒道,不能违背是非标准,连他们都声称有命,可见命的存在是明摆着的。《淮南书》上说:“尊贵与低贱在于时运不在于操行,利益与祸害在于命而不在于智慧。”贾生说:“天是不可预测的,天道也是不可事前谋划的。生命的长短由命来支配,怎么能知道具体的时间呢?”汉高祖追击黥布,被飞来的箭射中,病得很历害,吕后请来良医,医生诊后说:“可以治好。”高祖则骂道:“我以老百姓身份,提着三尺长的剑取得天下,这不是天命吗!命决定于天,即使扁鹊来治又有什么好处!”韩信与汉高祖议论打仗,对高祖说:“陛下的军事才能正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,是天给的,不是靠智慧能力取得的。”扬子云说:“被不被赏识重用,命中注定。”太史公说:“现在富贵不排斥今后会贫贱,现在贫贱也不排斥今后会富贵。”这就是说,从富贵可以变成贫贱,从贫贱也可以变成富贵。失去富贵的人不希望贫贱,贫贱会自然到来;贫贱的人不追求变成富贵,富贵会自然得到。春天、夏天生命力极弱和丧失生命力的东西,到秋天、冬天就会旺盛、强壮起来,这不是能力所做得到的;太阳早晨升起,傍晚落下,这也不是能力寻求得来的,而是天道自然如此。代王从代地入京城称文帝,周亚夫以庶子被封为条侯。当时代王并非是太子,周亚夫也并非是嫡系继承人,而是他们正巧碰上时机,好事便异乎寻常地突然降临。命贫的想靠力气勤劳来致富,等财富到手人却死了;命贱的想凭才能超群取得尊贵地位,等刚当上大官却又被罢免了。这就是说,靠才智和力量得到的富贵,因为命禄已定是保不住的,就好比器皿装得过量,手里拿的东西过重一样,器皿能容纳一升,倒入一升则刚好与器皿口平齐,容量如果超过一升,就会溢满外流;手能举起三十斤,举三十斤则刚好与上举的能力相等,举的东西如果超过三十斤,就会摔倒。前世的人是明辨是非的,把人生的一切都归之于命,可见命显然是这样的。相信命的,就可以隐居等待时机,不须劳神劳体去苦苦追求,好像珍珠宝玉藏在深山大泽,不需向人们求取高价,人们自然会出高价购买它一样。

天命难以知道,人不可能明白,即使有非常好的命,还自己不知道,反而一定要去追求它。如果自己知道命非常好,即使想逃避富贵,也始终摆脱不了。所以说:“勤劳能够克服贫贱,谨慎能够防止灾祸”,努力干事业以求致富,磨炼才能培养德操以求取得功名,浪费时间不务正业,想望富贵,是不可能得到的。虽说有命,还是应当,而且必须去追求它。如果只相信命而不去追求,说它会自动到来,难道可以不借助外力就能自然得到,不干就能自然成功,不行动就能自然达到?其实,命富的人,筋力自然强健;命贵的人,才智自然高超,像千里马,它的气力与力量,头、眼和蹄子都与本身的美名相称。有追求而得不到的,未必是不去追求就能得到的人。所以,专心学习不去追求尊贵,尊贵会自然得到。努力劳作不去寻求财富,财富会也自然到来。

富贵之命决定的福,是不能追求得到的;贫贱之命决定的祸,是不能随意除掉的。这样说来,有富贵的命,不求能自得。相信命的人说:“自己知道命是吉利的,就不需要去追求了。天命非常吉利,不求能自得;要是天命非常凶险,求之也无益。”作物,人不贪图它却能自己发芽生长,而人也有不追求显贵却显贵的。人的性情有不教而能自我完善的,有教了而始终完美不了的。天性,就是命。越王翳逃入山中,极诚心地不愿当王,自己希望能有人代替他。越人用火熏他躲避的山洞,终于不能避免,被迫强立为国君。如果天命注定应当如此,即使一时逃避了,最终还是不能摆脱。所以,这是不去追求而自然得到的尊贵啊!

参考资料:

1、语文新课程资源网.http://www.eywedu.com/Classic/lhqy003.htm

卷一·气寿篇

凡人禀命有二品,一曰所当触值之命,二曰强弱寿夭之命。所当触值,谓兵烧压溺也。强寿弱夭,谓禀气渥薄也。兵烧压溺,遭以所禀为命,未必有审期也。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,不至百者,气自不足也。夫禀气渥则其体强,体强则其命长;气薄则其体弱,体弱则命短。命短则多病,寿短。始生而死,未产而伤,禀之薄弱也。渥强之人,不卒其寿,若夫无所遭遇,虚居困劣,短气而死,此禀之薄,用之竭也。此与始生而死,未产而伤,一命也,皆由禀气不足,不自致於百也。

人之禀气,或充实而坚强,或虚劣而软弱。充实坚强,其年寿;虚劣软弱,失弃其身。天地生物,物有不遂;父母生子,子有不就。物有为实,枯死而堕;人有为兒,夭命而伤。使实不枯,亦至满岁;使兒不伤,亦至百年。然为实、兒而死枯者,禀气薄,则虽形体完,其虚劣气少,不能充也。兒生,号啼之声鸿朗高暢者寿,嘶喝湿下者夭。何则?禀寿夭之命,以气多少为主性也。妇人疏字者子活,数乳者子死。何则?疏而气渥,子坚强;数而气薄,子软弱也。怀子而前已产子死,则谓所怀不活。名之曰怀,其意以为已产之子死,故感伤之子失其性矣。所产子死、所怀子凶者,字乳亟数,气薄不能成也;虽成人形体,则易感伤,独先疾病,病独不治。

百岁之命,是其正也。不能满百者,虽非正,犹为命也。譬犹人形一丈,正形也,名男子为丈夫,尊公妪为丈人。不满丈者,失其正也,虽失其正,犹乃为形也。夫形不可以不满丈之故谓之非形,犹命不可以不满百之故谓之非命也。非天有长短之命,而人各有禀受也。由此言之,人受气命於天,卒与不卒,同也。语曰:“图王不成,其弊可以霸。”霸者,王之弊也。霸本当至於王,犹寿当至於百也。不能成王,退而为霸;不能至百,消而为夭。王霸同一业,优劣异名;寿夭或一气,长短殊数。何以知不满百为夭者百岁之命也?以其形体小大长短同一等也。百岁之身,五十之体,无以异也;身体不异,血气不殊;鸟兽与人异形,故其年寿与人殊数。

何以明人年以百为寿也?世间有矣。儒者说曰:太平之时,人民侗长,百岁左右,气和之所生也。《尧典》曰:“朕在位七十载。”求禅得舜,舜征三十岁在位。尧退而老,八岁而终,至殂落,九十八岁。未在位之时,必已成人,今计数百有余矣。又曰:“舜生三十,征用三十,在位五十载,陟方乃死。”适百岁矣。文王谓武王曰:“我百,尔九十。吾与尔三焉。”文王九十七而薨,武王九十三而崩。周公,武王之弟也,兄弟相差,不过十年。武王崩,周公居摄七年,复政退老,出入百岁矣。邵公,周公之兄也,至康王之时,尚为太保,出入百有余岁矣。圣人禀和气,故年命得正数。气和为治平,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。百岁之寿,盖人年之正数也,犹物至秋而死,物命之正期也。物先秋後秋,则亦如人死或增百岁,或减百也;先秋後秋为期,增百减百为数。物或出地而死,犹人始生而夭也;物或逾秋不死,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。传称:老子二百余岁,邵公百八十。高宗享国百年,周穆王享国百年,并未享国之时,皆出百三十四十岁矣。

翻译

人们承受(气而形成的)寿命有两种:一是恰好碰上(意外情况短命)的命,二是因身体强弱而造成的寿命长短的命。恰好碰上的意外情况,为被兵器杀死,火烧死,土压死,水淹死。体强长寿,体弱夭折,是说人承受气的厚薄多少。被兵器杀死、火烧死、土压死、水淹死,是以遇上的承受的意外情况来决定的命,这就未必有确定的日期。至于说人因身体强弱而造成的寿命长短,是以一百岁为界限,活不到一百岁,是因为承受的气本身不充足,如果承受的气多他的体质就强健,体质强健他的寿命就长;要是承受的气少他的体质就虚弱,体质虚弱寿命就短,寿命短就多病,短寿。刚生出来就死了,还没有出生就亡了,都是承受的气太少了的缘故。承受的气多,体质强健的人,必定能活满他的百岁寿限。至于说没有什么坎坷的遭遇,闲居在家,都会感到疲乏气短,气短而死,这是承受的气少,被用尽了的缘故。这与刚生出就死了,没有出生就亡了的,同属一种命,都因为承受的气不充足,不能自己活到一百岁。

人承受气,有的充实而坚强,有的虚少而软弱。充实坚强的,他的寿命就长;虚少软弱的,就会丧失他的生命。天地生出万物,万物中有的长不成;父母生下子女,子女有的长不大。万物长成了果实,却会枯死落下。人生出了子女,却会短命死亡。假使果实不枯死,也能够长到成熟;假使子女不死亡,也能够活到百岁。然而,长成了果实,生下了子女之所以会枯死短命,那是因为承受的气太稀薄,虽然他们形体完整了,但是由于他们承受的气虚而少,不能充满整个果实和身体。婴儿出生,哭喊声宏亮高亢畅通的就会长寿,声音沙哑低小的就会夭折。为什么呢?因为承受长寿、夭折的命,是由气的多少来决定它的。妇女少怀孕,子女就会存活,多生育,子女则活不成。那又为什么呢?因为生育少气充足,子女体质坚强;生育频繁气稀少,子女体质软弱。怀孕时,如果先前生下的孩子死了,人们就会认为这次所怀的胎儿活不成,于是命名它叫“殰”。他们的意思认为,早先生下来的孩子死了,(母亲必然很悲痛),所以悲伤时怀的胎儿就会失去他的正常寿命。生下孩子死过的人,所怀的胎儿不吉利,生育频繁,由于承受的气稀薄,胎儿不能形成。即使长成人的形体,也容易感染疾病受到伤害,而且唯独他比别人先得疾病,这种疾病唯独又治不好。

活到百岁,是人的正常寿限。不能活满百岁的,虽然不是正常寿限,但仍是寿命。比如人的身高一丈,是正常形体。所以称男子为丈夫,尊称老头,老妇为丈人。不满一丈的,就丧失了人的正常身高。即使丧失了人的正常身高,但仍就是人体。身高不能因为不满一丈的缘故,就说他不是人体,如同人的寿命不能因为不满一百岁的缘故,就说他不是寿命。不是天支配着人寿命的长短,而是人承受的气各有不同。这样说来,人是从天那儿承受气与命,能不能活满百岁,都相同。俗话说:“谋取王业不成,退一步大约能称霸。”霸业,比王业次一等。霸业本来应当达成王业的,就像人的寿命应当活到百岁一样。不能成就王业,退而称霸;不能活到百岁,缩短而为夭折。王业霸业同是治国之业,只是优劣的不同名称;长寿与短命同是承受一种气,只是寿命时间长短不同。

怎么知道不满一百岁死去的算夭亡呢?以百岁作人的正常寿命,是因为人身体的大小、高矮都一样(差不多)。百岁人的身体,与五十岁人的身体,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们身体一样,血与气也相同。鸟兽与人有不同的形体,所以它们的生命长短与人的寿数不同。怎么能证明人的年龄以百岁为寿数呢?(百岁的人)世间是有的。儒者说:“社会太平的时候,人民身体高大,能活到百岁左右,那是由于阴气阳气调和而成的缘故。《尧典》上说:“我尧在位七十年。”寻求禅让找到了舜,舜被征召二十年后才即位。尧退位养老,八年后去世,到死时已是九十八岁。没有在位的时候,一定已经成人,如今计算岁数也该有一百多岁了。又说:“舜有三十岁,被召用二十年,在位五十年,到去各地巡游时才死。”应当有百岁了。文王对武王说:“我一百岁,你九十岁,我给你三岁。”那文王就是九十七岁死,武王是九十三岁死。周公,是武王的弟弟,兄弟相差不过十岁。武王死,周公摄政七年,还政退休养老,活到百岁上下。邵公,周公的兄长,到康王时,还做了太保,活了一百多岁。圣人承受的是和气,所以年龄都活到了百岁。阴气阳气调和使社会得到安定,天下太平,所以,太平社会多长寿的人。百岁的寿命,大概是人年龄的正常寿限,就像植物到秋死去,是植物生命的正常期限。人超过百岁死与不到百岁死也标志正常寿限。植物有的在秋天前死去,有的在秋天后死去,这也同有人超过百岁死,有人不到百岁死一样。植物秋前死与秋后死都算正常期限。植物有的长出地面而死,就像人刚出生而夭亡。植物有的过了秋天不死,也同人的年龄超过百岁达到三百岁一样。传说老子有二百多岁,邵公有一百八十岁。高宗在位一百年,周穆王在位一百年,加上没有在位的时间,都超出了一百三四十岁了。

参考资料:

1、语文新课程资源网.http://www.eywedu.com/Classic/lhqy004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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